从2025年底伊朗爆发民众抗议浪潮以来，特别是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不断以各种方式对伊朗进行威慑和讹诈以来，伊朗局势可谓是泰山压顶式的内忧外患，并充满了山雨欲来前的众多信息迷雾。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一场活动中就伊朗的抗议活动发表看法，支持者们聆听。
从国内来看，伊朗民众发动了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立国以来声势最为浩大、损失最为惨重的民众抗议浪潮；从国际方面看，鉴于美国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认知战，以及在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动作频频，密集传递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信息，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美国和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乃至战争，并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甚至多有舆论鼓噪美国是否将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
伴随伊朗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国内民众抗议浪潮逐步降温，以及特朗普政府在是否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或战争问题上陷入犹豫，伊朗危机的热度稍有降温，但毫无疑问，令世人瞩目的伊朗危机远未结束，美、以与伊朗的斗争和博弈仍将是影响中东地区安全的核心问题之一。
从近期来看，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的沉重打击，尤其是打击伊朗本土的“十二日战争”，使伊朗在外交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伊核谈判破产，美国和欧洲对伊朗加大制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近年来不断恶化的经济处境，加之气候和水资源危机的叠加，进而使伊朗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2025年底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而民众抗议浪潮和伊朗核问题又成为美国、以色列叫嚣对伊朗再次发动战争的由头，似乎使伊朗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机死循环。
鉴于信息的混乱和当前伊朗局势的扑朔迷离，笔者并无意对当前伊朗危机进行分析和评述，而是力图把当前伊朗危机反映出的矛盾困境置于从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到当前的伊朗百年历史中进行思考，希望能对理解伊朗危机提供一些基于历史的认识和观察。笔者试图透过伊朗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进程，重点结合从君主专制到伊斯兰共和、从激进世俗化到全面伊斯兰化、从亲西方到反西方的历史进程，揭示伊朗百年困局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从君主专制到伊斯兰共和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腐朽没落的伊朗恺加王朝陷入了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南北夹击之中。在此背景下，礼萨·汗在沙俄支持下，依靠一支仅有2000余人的哥萨克旅于1921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没落的恺加王朝，取得了对伊朗政治的实际控制权。礼萨·汗在1925年加冕为国王，并以古代波斯强盛王朝的名字命名伊朗为巴列维王朝。
立国之初，礼萨·汗在国体的选择上曾一度企图效法土耳其实行共和制，但由于君主制在伊朗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基，他只能选择君主制，进而在伊朗建立了威权统治。礼萨·汗有着富国强兵梦想的波斯民族主义，因此他又把改革和现代化作为其重要国策，并在其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执政后进行的“白色革命”中达到高潮。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推行疾风暴雨式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要求扩大政治参与，而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独裁统治又无法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民主渠道，进而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伴随现代化陷入挫折，职业宗教人员、资产阶级、知识界人士、以商人为主体中小资产者，以及工人、普通市民等社会民众，都变成政权的反对者。也正是上述社会变革造就了1979年革命的主力军，而在改革中被剥夺权力和利益的教士阶层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和定义者，并建立了伊斯兰特色的民主共和制。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巴列维父子进行的现代化改革培养了君主专制的掘墓人。这种困境也正如亨廷顿所言，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的专制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6日，伊朗德黑兰，人们在每周五的市场购物。此前，因食品、水电和其他基本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安全部队镇压后有所平息。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根据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理论，伊朗实行伊斯兰共和制。共和体现为总统和议会由选举产生，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选举民主；伊斯兰体现为教法学家治国的宗教领袖制度，并建立了教法学家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卫队等一些由宗教领袖直接领导的国家机构。与此同时，宗教领袖对总统的一系列控制权又使得宗教领袖成为超越于总统之上的国家权力核心，进而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威权。
伊斯兰革命四十多年来，领袖与总统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伊朗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由于伊朗社会中基本上形成了主张改革的温和派和强调传统的保守派，使得伊朗总统选举基本上成为改革派和保守派政治博弈的舞台，而宗教领袖则成为调控改革和保守政治钟摆的“超人”，进而使得伊朗政治在改革（如哈塔米）和保守（如内贾德）的钟摆效应中陷入停滞，许多总统的第二任期也沦为毫无作为的“第二任期诅咒”，进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更为严重的是，与宗教领袖制度和伊斯兰化相伴随的宗教特权机构的建立和宗教管控，又成为一种带有专制色彩的特殊威权统治，严重桎梏了伊朗社会的发展，进而围绕总统和议会选举、妇女权利等问题不断爆发反对威权统治的民众抗争，如2009年的“绿色运动”和2022年的“头巾运动”都成为伊朗特色的社会抗争运动。
更为根本的是，长期国际制裁不断加剧的“抵抗经济”困境尤其是民生艰难，也成为民众对现行体制以及该体制下腐败严重、两极分化严重不满，进而导致民众进行抗争的根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2025年底以来民众抗议浪潮的长期性根源，民众抗议浪潮对宗教特权体制的不满以及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机构的冲击，都把斗争的矛头之一指向了宗教威权。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本身所包含的威权与民主的矛盾，其在运行过程中造成的宗教领袖与总统关系不畅及其对国家发展造成的严重掣肘，意味着伊朗的政治制度迫切需要进行改革，进而解决国家体制中的弊端。
从激进世俗化到全面伊斯兰化
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共和国的一百年里，伊朗经历了从激进世俗化到全面伊斯兰化的颠覆性变化，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均深受影响，其内在困境是君主制和伊斯兰共和均未能解决困扰伊朗的宗教与世俗矛盾。
礼萨·汗作为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他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作为传统文化和政治势力的伊斯兰教发生抵触和冲突，并扩大了伊朗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张力。
礼萨·汗的巴列维王朝是依靠独裁专制下的改革为伊朗的现代化开辟道路的。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改革、农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法制改革、金融和工业改革、社会生活习俗的改革以及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毫无疑问，礼萨·汗改革促进了伊朗的世俗化进程，但也在现实中形成了王权与教权之间既斗争又妥协的复杂关系。
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他一方面通过世俗化改革削弱伊斯兰教的传统根基，因此激化了与宗教势力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为稳固权力根基与宗教势力寻求某种妥协，又为伊斯兰势力的存续乃至东山再起留下了一定的空间。1935年马什哈德地区爆发什叶派宗教暴动，礼萨·汗采取高压政策无情镇压，并最终将什叶派神职人员推向了王权的对立面，这也埋下了后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伏笔。
因此，礼萨·汗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异常困难的平衡问题。因为他试图改革社会习俗和宗教与政治、教育的关系，而这些要改革的东西，恰恰是支撑他的、使他有权的一些传统”。
到穆罕默德·礼萨统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白色革命”时期，宗教与世俗的矛盾走向彻底的矛盾对立，并最终导致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
首先，在土地改革方面，由于土地改革损害了什叶派乌里玛阶层的利益，导致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巴列维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招致了宗教界的强烈反对，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削弱了宗教界的经济利益，而伊朗王室、政府官员、大资本家等特权阶层则成为财富的垄断者，社会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从而为伊斯兰教宗教界与民众相结合发起反对国王的社会运动准备了条件。
其次，妇女解放政策的推行，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引进，西方化世俗生活方式的蔓延，在外交上对美国的追随都招致了宗教界的强烈谴责和批判。在1963年1月国王公布“白色革命”纲领后，在库姆、德黑兰、设拉子、马什哈德、大不里士等地都出现了反对国王的示威游行，霍梅尼由于抨击国王而被捕。尽管这场反对国王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揭开了伊朗伊斯兰主义向王权发难的序幕。“正如1891—1892年的烟草危机是1905—1909年宪法革命的彩排一样，1963年6月的动乱也是1977—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彩排”。
最后，改革把几乎所有社会力量推向国王的对立面，为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准备了中坚力量和同盟军。土地改革、工业化、城市化变革，吸引了大量的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从而导致城市人口的膨胀，进而造就了革命中坚力量——产业工人和城市无产者、中产阶级；其次，在改革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巴扎商人、知识界、反对党，成为伊斯兰革命的同盟军。总之，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一方面通过社会变革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打造了强大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其专制独裁统治又无法为其提供政治参与的民主渠道，进而为革命创造了条件。
到小巴列维即穆罕默德·礼萨时期，伊朗的“白色革命”作为一种畸形的现代化则更加激化了现代化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失败、专制统治的延续和强化则进一步为有着反抗传统的什叶派作为政治势力崛起提供了机会。
总之，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对伊斯兰教的冲击及其造成的深重的社会危机，正在生成一种有助于有着社会反抗传统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发起社会革命的土壤，伊朗正处在伊斯兰革命的前夜，伊斯兰主义正在悄然崛起并开始向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发起挑战。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根据霍梅尼思想建立起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等方面走向了巴列维王朝的反面，即全面的伊斯兰化。
第一，在政治领域，伊朗从政教分离回归政教合一，霍梅尼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伊斯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立宪政府。霍梅尼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性质、职能，关于教法学者的权力和作用的主张，基本上都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指导思想付诸实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伊朗的宗教与世俗矛盾关系得到了彻底解决。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权始终面临宗教传统及其势力的挑战的话，那么霍梅尼时期的伊朗伊斯兰政权则始终面临世俗文化及其势力的挑战，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于伊朗的政治发展之中。在后霍梅尼时代，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主线困扰伊朗的政治发展。
第二，在经济领域，霍梅尼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根据伊斯兰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以创造幸福、消除贫困。其内容主要包括：承认伊斯兰原则下的合法的私有制和私人资本，但私有制和私有资本必须符合伊斯兰法；在伊斯兰经济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伊斯兰政府对国有财产、国库收入进行组织和安排。在经济政策上，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和政府干预的扩大，构成了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化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伊斯兰化经济举措的宗旨所在。霍梅尼推行的伊斯兰化经济政策旨在扶贫抑富、遏制贫富两极分化，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改变贫富分化的状况，社会贫困也远未得到消除。伊朗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处境也更加孤立。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在强调市场原则的改革派和强调公平原则的保守派之间进行斗争和摇摆，前者如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后者如内贾德时期的经济政策，但却均无法改变伊朗经济发展的困境，根源就在于两种政策相互否定，以及国际制裁导致的外部国际环境恶劣。
第三，在外交领域，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对象首先是邻国伊拉克和海湾六国，其方式主要包括：构建“输出革命”的组织网络；大力宣传伊斯兰革命；利用两伊战争输出革命。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策遭到了中东地区各国的一致反对和坚决抵制，尤其是伊朗对伊拉克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直接导致了两伊战争的爆发，伊拉克对伊朗的战争得到了海湾六国的大力支持。两伊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伊朗为此付出了沉痛代价。
总之，霍梅尼所确立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指导思想以及“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外交，它在现实的实施中一直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并突出表现为实现伊斯兰统一、建立伊斯兰秩序的乌托邦理想与现存的世俗化的主权国家体系的矛盾、输出革命的干涉外交与主权原则的矛盾、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实践证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方针和路线，是一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给伊朗乃至中东地区都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国家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外交遗产的掣肘。
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两种路线交替上升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而使伊斯兰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淡化，在保守派掌权时则相对强化。自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的内外政策一直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摇摆和轮回，同时也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
历史地看，伊朗在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与其“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密切相关。从当前伊朗面临的外交困局来看，伊朗领导“抵抗轴心”在本质上是伊朗“输出革命”外交的产物。尽管“抵抗轴心”构成了伊朗施加地区影响力以及抗衡美国的特殊方式，但它也因其支持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如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遭到地区国家尤其是逊尼派国家的反对，更因伊朗领导“抵抗轴心”介入巴勒斯坦问题，使自身与美国、以色列的对抗冲突不断加剧，使自己卷入巴以冲突的漩涡。
伊朗通过支持伊斯兰主义组织反对以色列的做法，并无助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仅导致巴以冲突的复杂化，而且使自身在2023年以来的巴以冲突中成为重要当事方，不仅其领导的“抵抗轴心”濒临瓦解，而且其本土也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这是2025年底以来伊朗民众抗议浪潮爆发的重要国际和地区背景。在伊朗民众抗议浪潮中，部分民众高喊反对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口号，冲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做法，都反映了伊朗民众对“输出革命”外交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强烈不满的愤懑情绪。
（未完待续……）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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